蒯因的整体论被认为是与分析哲学断裂的开始,因而,也可以看作与整个以分析方法为特征的近代哲学的断裂的开始。这种断裂正在孕育着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但显然蒯因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脱离开分析哲学,它的思想仍然属于近代史哲学的发展环节。真正具备高级文明意识形态萌芽的应该是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由它们肇始了高级文明意识形态初步阶段。
一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作为一个思潮而存在的,在其现实功用上,它更多是作为一个方法而存在,它的许多观点都分别融入各具体学科之中。因此,它不是一个哲学派别,正如刘放桐所言:“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一种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思潮”(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第15章,第587页)。法国的一位社会理论家也说:“结构主义不是一门哲学,而是一种方法论。”因此,在其意识整体上,它已经脱离了哲学的范畴,这是其鲜明之处。正因为如此,它肇始了高级文明意识形态初步阶段。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取代存在主义而兴起的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社会思潮。作为一种认识论,它对当时很多学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构主义以它那奇特的方法论思想和要求,对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尼可的结构主义释意学、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福克的结构主义知识史学,以及罗兰·巴特尔的结构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结构主义以法国为中心,有过20年左右的流行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欧美有着百年左右的历史。
结构理论(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创立。该理论把文化看作一种结构关系,如同语言中的语法一样。其基本观点如下:人类心理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性,即善于把各种事物进行分类;分类就是创造秩序,人类把各种事物进行分类的目的就是使社会有秩序地运转;而作为分类结果的秩序必须用符号表示,文化是象征符号体系;而符号体系反映人类的意识结构,意识结构可以抽象成结构模式;结构模式有深浅两个层次——表层结构(也就是社会成员能够感知和理解的“有意识模式”或“机械模式”)、深层结构(隐藏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社会成员未能感知的“无意识模式”);深层结构与经验现象和价值没有关联,它植根于人类的心灵,最能反映人类的普同心理。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人文社会科学、逻辑科学、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都产生很大影响,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都运用结构主义方法从事本学科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均有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文化和思想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是M·福柯,哲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德里达和G·德勒兹,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代表人物是罗兰·巴尔特和T·托朵罗夫,精神分析学中的代表人物为J·拉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有L·阿尔杜塞和M·哥德尼埃),发生学中的代表人物是J·皮亚杰。结构主义在创始时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如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心理学的格式塔(或形式)理论、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等。其中,语言学家索绪尔对结构主义创立之影响则是最主要的。因此,察看索绪尔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贡献,一定意义上说,也即是对作为整个学派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探索。(参阅后现代主义研究 > 文章列表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下) http://www.blog.sh/group.asp?gid=16&pid=213)
(1)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向来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开直接影响了当代人文科学中影响巨大的结构主义思朝。索绪尔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贡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索绪尔从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中引发出重分析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种抽象的“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独立于任何人,强迫人受之;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被经验的线性形式;是一个在特定时空里制成的“事件”;词典是言语的一种形式。“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犹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语言制约言语的发展,而个人所时时创造的言语就是从语言中抽取而产生知识的内容。②从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中引发出对“意义”的追求。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自身。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的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一种关于符号的科学。在符号学家们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有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索绪尔提出两个专业术语:“能指”和“所指”。能指,就是符号自身,如声音、词、字母等,是语词的标志者,传递意义的载体;所指,就是被传递的意义或观念,虽然它可以构成物的内容,但并不等同于内容。而能指不是要表明符号自身是否与某个参考物、对象自身有关,而是强调此符号与彼符号构成某种关系中的位置,只有明确了结构及所要分析东西在结构中的位置,所指才能中肯地得出。③索绪尔从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结构主义者把分析的方法概括为两种,即他们所谓的历时分析法和共时分析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共时性是指沟通人与人共存关系的逻辑和心理联系,从而形成体系,这些是集体共同意识所能觉察到的;而历时性,是研究集体共同意识没有觉察到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联系,这些联系代代相传,但没有形成体系。结构主义者相信,在这两种方法中,共时分析是优于历时分析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某词过去的意义无助于现时对这一词的理解。历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时”的关系。
索绪尔的对语言的研究显然具有分析方法的哲学特征,这使他仍然停留在近代思维的状态,但索绪尔是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态势来对待语言,这种做法又不同于近代分析哲学的特征。他的贡献在于其结构主义的思想最终引发了一场对哲学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是由结构主义运动的第一代表人物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起的,其突出性贡献是在方法论上促成了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开启了语言学转向,并将其成果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2)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1908-2009年)是二战以后国际公认的最有权威和地位的人类学家,也是整个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尊称为"结构主义之父"。他的主要作品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人类学》、《野性思维》等。在这儿,我们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在文化人类学中运用的分析,来揭示出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
"结构"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但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他所说的结构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中的客观结构,是指在经验实体之下存在的一种模式,是由先验的逻辑所演绎出来的观念领域里的"无意识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反对那种从因果关系上去认识事物的方法。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杂乱的,而最终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深层结构"只能是"无意识"地存在于人类的脑海深处,是脱离于客观事物独立起作用的。因此,"结构"不是完全先验的、无意识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无意识"不是指非理性的本能冲动,而是指全人类所固有的、合逻辑的、合理性的理智能力,其作用是使散乱的心理因素结构化,同时,它又是先验的,不仅先于个人的经验而存在,而且制约着人的理性思维。社会关系因此只是一些经验的材料,而要了解这些经验对象,就要通过选择这些经验材料的模型或模式来探索社会关系的本质。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结构不能归结为一定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社会结构只是社会关系的模型和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结构或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体现在:“(1)结构是人脑对自然关系无意识地模拟的结果。人类本身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并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受自然界的影响,受其规律的支配。(Z)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展示的是一个系统的特征。组成结构的各元素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3)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模式,都应该有可能排列出由同一类型的一组模式所产生的一个转换关系。(4)如果结构内部的一种或数种成分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上述结构模式将不复存在,但却能够预测到它的反应。(5)结构的意义就在于这样组成的模式能够直接地认识到被观察到的一切事实。”(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79-280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首先假定一个"模式",看它能否用来说明某些社会现象的深层结构,如果不能,就更换或修改这个模式,直到能够说明为止。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表现混乱的现象中拨开表层结构的迷雾,揭示社会文化表面下所潜在的"无意识结构",看到其深层结构的秩序。因为,无意识是产生各种事物结构的总根源,它自人类的孩提时代起就发生着作用。结构人类学的中心课题就是要从混乱的社会文化现象中找出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它们不能从现实社会中被直接观察到,而是要人类学家通过建立概念化的模式才能认识。
现在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结构毋宁说是对自觉主体程序的一种别称,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主体被他视为语言、文化和物意识的产物而被非中心化,这可能会使他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察觉到的一种特殊的类似于信息的组合。而他也就在试图研究这种组合的过程中,超越了近代哲学,由此而引发了对近代哲学的革命。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由于缺乏信息学理论的支持,他的思想背景仍然局限于近代哲学中,他的关于结构的先验模式仍然是一种近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 列维-斯特劳斯深受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影响,他反对19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只侧重现象过程的"历时性"研究方法,主张通过建立模式对现象采取"共时性"的结构研究方法,来理解社会结构的全部过程,也就是通过现象中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分析来把握现象的本质。这种"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其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对事物整体性特征的把握,它坚持的基本信条就是研究联结和结合诸元素的关系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内部的诸元素本身。人类学家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从可以观察到的社会一文化现象的表面向下挖掘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的东西,即寻求"共时性"结构。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他认为可排除历史影响的所谓"无历史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他非常反对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无非是结构在时间中的变化,结构与时间无关,一切现实的,具有多样性的历史事件,都是不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表现。
列维-斯特劳斯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是整体系统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超越了近代哲学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为诸人类科学提供的认识论模式的价值,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模式所不能比拟的。结构主义在所展现的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发现了一种统一性和一致性,这是单纯的描述所不能揭示的。尤其是其对"无意识结构"的建构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对整体性、深层结构研究的重视无疑对整个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列维-斯特劳斯为“一门社会科学第一次赢得了尊敬,实际上使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可以这样说,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了完全不同于经典文明意识形态的发展,他初步奠定了新文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基础。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之所以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于其摆脱哲学本体基础论的新思考方向。它是一种成功的创始。
(3)乔姆斯基(Chomsky。Noam,1928~)是生成语法创始人。他把语言学研究和数学、现代数理逻辑结合起来,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转换生成语法,形成了语言学的新派别。他的主要著作主要有《语法结构》、《语言理论的当前问题》、《生成语法的语义学研究》《语言论》(1975年)等。
乔姆斯基研究的不是一般语言现象,即语言的运用,而是语言能力。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就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语法。他认为语言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提供选择语法时要依据的标准。生成语法就是这样的语法理论,它的中心思想是:某一语言的语法应该生成所有的句子。他认为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内在认识,而语言运用则是它具体使用语言的行动。在一般情况下,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并不是符合的,语言运用并非语言能力的直接反映。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创造过程,他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创造性。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经验只具有激发天赋语言能力的功能。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这种认识论的“天赋原理”: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能力之一是语言能力,它提供了一个对语言材料进行初步分析所需的感觉系统以及一个很精细的确定某一种语法的图示。这两个基本作用同时也是精神能力的具体体现。乔姆斯基认为,人类都具有创造和生成新的语言的天赋能力,人都有一本天赋的词典,具有分辨语词变化的能力。说话人通过一系列结构规则可以生成这种语言的句子的深层结构,即在每个句子表达出来以前就在大脑中存在的概念结构。形成了这种句子的深层结构之后,他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句子。深层结构通过“转换部分”可以转换成表层结构,这就是通过说话时的语音所表达出来的句子,表层结构是句子的形式,深层结构代表句子的意义。乔姆斯基把语言分为三个部分,即句法部分,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句法部分是其主要的部分,它构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并进一步转换成它的表层结构。语义部分对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进行语义结构说明。而语音部分对表层结构做出语音说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特点是更注重于语言的结构转换规则的研究。他认为,短语规则是形成句子的一套规则,这一规则先有一套短语结构改写规则。
事实上,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能力和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是在进一步深化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结构理论,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理论无疑是进一步细化对自觉主体程序的研究。在无意中,他的形式语言理论也非常有助于对语言或人的“无意识结构”进行程序化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后人对计算机语言研究。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理论得到过计算机科学的三种验证。
验证一:乔氏4型文法与4种语言自动机一一对应。乔姆斯基根据转换规则将文法分作4类,每类文法的生成能力与相应的语言自动机(识别语言的装置)的识别能力等价。即4类文法分别与4种语言自动机对应: 0型-无限制文法-图灵机;1型-与上下文有关文法-线性有界自动机;2型-与上下文无关文法-后进先出自动机;3型-有限状态的正则文法-有限自动机。乔姆斯基的上述结论被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设计、图像识别等有效运用,乔氏理论的科学性被科学实践所验证,从而引起计算机科学界的关注。
验证二:计算机所使用的各种高级语言,如ALGOL、FORTRAN、COBOL、LISP,都遵循一种程序语言文法描述的范式,即巴科斯—瑙尔范式。计算机科学家发现,巴科斯—瑙尔范式等价于乔姆斯基的2型文法,即与上下文无关文法。而乔姆斯基的3型文法——有限状态的文法,在研究文字的计算机模式识别时,也被有效应用。于是,乔氏的4种类型文法被计算机科学界称作乔姆斯基分类。乔氏理论的科学性再度被验证。
验证三:乔姆斯基用形式语言理论的思想证明了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计算机程序语言是否有歧义性是不可判定的。20世纪中期,程序语言ALGOL60问世不久,人们发现它有歧义性。当计算机科学家绞尽脑汁寻找办法来判断一种程序语言是否有歧义性时,乔姆斯基用形式语言理论的思想证明,一个任意的与上下文无关文法是否有歧义性是不可判定的,因此,属于上下文无关文法的程序语言是否有歧义性也是不可判定的。乔姆斯基的论证令计算机科学界折服。
乔姆斯基的上述被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设计、图像识别等有效运用的结果可能是他预期想象不到的,但是自觉的主体程序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因其涉及对语言的深化研究,语言的程序意义以及自我的程序意义最终被揭开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他恰恰步入了这一研究环节。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抽象出了一个严密的转换系统。形成了多少有些复杂的“网”;它成了比较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好的工具,而且这个程序还有这样一个巨大好处:既可应用在作为说话或听话人内化了的个人的语法能力上面,又可以运用在作为一种制度的语言上面。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理论无疑是对计算机语言理论的巨大贡献,这也预告新文明意识形态的即将诞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具有很明显的革新传统人文主义的倾向。比利时专家布洛克认为:结构主义一手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和深层阐释,另一手则对传统哲学持强烈批判态度,并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等三项显著特征。美国专家考斯说,作为抽象名词,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它代表一种新式哲学眼光。
比利时专家布洛克和美国专家考斯具有先见之明,他们所说的“革新传统人文主义的倾向”和“新式哲学”,其实正是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一种发展需求和倾向。在信息时代即将诞生之际,人类的确需要一种是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来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构建并非出于人为,而是来自于人类深化发展的一种自然性。结构主义的方法与当代系统的方法虽然有所区别,但根本上都具备整体主义的思想。从其发展的巨大态势来看,结构的方法最终将会导致当代系统方法的产生,可以这样认为:结构主义方法是系统方法的萌芽状态。我们认为,结构主义理论是信息理论的萌芽,他已经初步步入了高级文明意识形态发展阶段。
二 后现代主义
结构主义毕竟只是引领了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初步,它的理论和技术手段远远不足以构建一个高级的文明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还面临着一个完全还没有颠覆的近代哲学,这对它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这个任务也是它远远不能担负的。正因如此,结构主义最终因不堪重负而很快式微。但是,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毕竟需要一个对近代哲学的颠覆过程,这需要一个真正的声势浩大革命运动。现实性地分析的,后现代主义正是充当了这次革命的主力。后现代主义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70年代与80年代在西方开始流行,是一场新式的社会文化、哲学、艺术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被称为是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一场“革命的冒险”和“后现代转折”。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种比现代主义更极端的形式,企图采取消解一切的方式重新颠覆传统观念并进行价值重估,以自己的无价值的毁灭显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后现代主义发轫于后结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后结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并产生深刻影响。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智识上的来源,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就是追随后结构主义,在更加广泛的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引领了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后结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同时也是许多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资源之一。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它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暗含对结构主义进行扩充和超越的企图。
1966年10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结构主义研讨会,就是在这次结构主义主题会议上,雅克·德里达亮出了那篇后结构主义宣言式的论文《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德里达的论文开门见山地对结构主义提出挑战,指出结构主义将“结构”放在括号之内,使其成为逸出结构性的超验之物,这种不彻底的结构主义与传统形上学并没有实质区别;论文进而对西方的整个思维传统提出质疑。在霍普金斯会议前后,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雅克·拉康、德鲁兹和伽塔里等一批法国批评理论家也在许多地方表达了其后结构主义思想。
(1)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年)是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同时也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哲学的边缘》、《人的目的》等。
近代以来,哲学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越来使人类对把握宇宙本体的能力感到怀疑。19世纪的哲学家对形而上问题更缺乏兴趣,占统治地位的是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意志哲学。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超善恶的姿态对传统哲学的更是猛烈。到了20世纪,形而上问题几乎从哲学中消失。现象学将本体问题悬置起来,更多的哲学流派则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探讨的领域已经转到语言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当远离本体论的结构主义运动渗透到人文学科诸方面而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解构主义脱胎于结构主义,它认为后者仍未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因而有必要对后者进行扬弃。解构主义用无形的“踪迹”取代有形的“符号”,用“文本间性”打破了封闭的文本,与物理学的走向是一致的。解构主义具有着宏大的关怀视角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它融会了西方哲学反形而上趋势的成果,集非理性主义思潮之大成。德里达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张扬自由与活力,反对秩序与僵化,强调多元化的差异,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他的思想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颠覆。德里达指出,虽然建立在能指和所指基础上的索绪尔语言系统否定了语言作为负载真理工具的观念,却仍然没能走出传统思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语音中心论。德里达认为,即使在说话时语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语言符号从本质上讲就是受指对象的“缺席”,而且根据拉康的阐释,语言的源头不在意识,而在人无法控制的无意识。书写造成的语言符号与说话者的脱离更有利于发挥语言自身的活力,使语言摆脱简单的表意功能,而成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文本。这样,语音、书写的二元对立就被颠倒过来。在此之上,德里达更进一步抽象出“总书写”的概念,用它指代宇宙中自由创造、不断形成差异的力量,这样原来的二元对立就被彻底打破了。德里达用同样的策略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一系列基本二元对立项,比如真理与现象、文化与自然,等等。德里达揭示出,二元对抗的思维往往是对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世界的人为简化,是没有依据的。在颠覆二元对立思维的基础上,德里达进一步对一元中心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在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两项中的一项总是被尊崇,另一项总是被压制,比如稳定、中心、真理、本质总是人们所追求的,变动、边缘、异端、现象总是人们所排斥的。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宗教上的神学垄断、科学上的因循守旧都是以这种思维为基础的。德里达通过对传统的中心概念的分析否定了中心。德里达指出,中心不是实体,只是临时性的功能。没有永恒的中心,只有中心的不断替换。这就为反对任何权威和僵化的体制、鼓励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参阅 百度贴吧 > 德里达吧 > 浏览帖子http://post.baidu.com/f?kz=14022619)
实际上,德里达对中心的否定最主要的就是对主体中心的否定,对此,结构主义已经通过对主体的语言符号化解释予以解决了。但德里达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的是要真正彻底地将中心从人们的思维视野中消除。这显然过于偏激,但矫枉也许正需要过正,唯有此,方可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意识形态革命。
从否定中心出发,德里达又否定了起源(或者终极)的观念。西方的传统哲学总是试图找到宇宙的最初动因和终极目的,德里达却认为,起源和终极观念都是形而上思维肯定“在场”、否定“缺席”,推崇“有”、否定“无”的心态的体现。他吸取了海德格尔思想中关于“无”的认识。德里达认为,宇宙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结。如果一定要寻找起源,只能说它起源于“无”。从解构主义内在的需要来说,一旦承认宇宙起源于“有”,就又会堕入形而上的陷阱。德里达认为,宇宙的根本推动力是一种无始无终、无处不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差异的运动,但这种推动力本身却不具有本体性或实体性,换言之,它不是一种“东西”,没有任何语言、观念可以指代它。虽然德里达不得不用一些词来表示它,但他一再声称,这些词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甚至不是词。德里达对传统哲学最大的挑战是对真理观念的否定。他从语言分析入手,首先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他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条。第一,语言的源头在无意识,写作是无意识的语言经过意识审核和变形而呈现出来的过程,作者不能控制语言,没有先在于文本的意义。第二,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所指代事物的替代品,文本之内事物本身永远缺席。第三,能指到所指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能指的自由游戏无法消灭。第四,一个文本的语言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文本性和文本间性密不可分。这样,文本就没有内在的确定的意义,意义只是一种效果,或者说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德里达进一步把整个世界看成文本,认为文本后面一无所有,也即是认为没有作为本体存在的真理,“真理”只是人对世界的不同阐释。
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传统,也取代不了。因此,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参阅同上)
由此可见,德里达雄心勃勃,他大有解构整个近代哲学的意图,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德里达还看到了文本问题的实质:文本就是被语言化的信息。然而他却不可能准确地描述,这是由于其技术上的缺陷所造成。但德里达毕竟抓住了核心问题,可以说:凭此,德里达便足以将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德里达一身具备三重身份,他是后结构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也是解构主义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掀起了后现代主义的狂潮。这三重身份是统一的,因为他在完成了对结构主义解构的同时,也创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神话。
(2)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 的著作主要有有《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三卷。福柯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超越企图和冒险精神,这种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使他获得了卓越的思想成就。他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上。
福柯从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反对把权力的本质简单地规定成压抑,也拒斥权力为国家机器专属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宏观理论。他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具体说来,他反对包括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模式和现代法律模式在内的两种现代宏观权力论。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描述了历史上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权力不再是一种物质力量如刑法的代名词,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在《性经验史》中,福柯称这一新的权力模式为"生命--权力"(biopouvoir)。它首先是一种规训的力量,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学"所讨论的对象。福柯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客观的实证主义观点和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换言之,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由此可见,福柯对权力的论述同样是反传统的,而权力是主体程序内化发展的关键环节。 福柯看到了知识的权力属性意味着知识经济的的确已经变成了一种时代的真正力量。
福柯在对具体社会机制(dispositif)的分析上具有独到的见解。福柯认为,具体社会机制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特性各异,这些线现在正集结起来而后它们又彼此分开。每条线都是断裂的,并服从于方向的变化,它支支叉叉般地分开,而且还是漂流式的。福柯认为,知识、权力和主体性决非一劳永逸的既定形态,而是一系列相互取代的可变物。福柯谈到过沉积线,也谈到过“毁坏”线和“断裂”线。将社会机制内的这些线理清,在所有情况下都像是绘制地图、测绘无名地貌。这即是他所称之的“现场工作”。人们务必通过这些线本身来定位自己,这些线不仅仅组成社会机制,而且还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或者对角线式的穿越这种机制,拉扯这种机制。一个社会机制由力线构成。也可以说它们在先前存在的线中从一个特殊点向另一个特殊点前行。这种前行的方式是,它们“修正”先前的曲线,它们画出切线,填满了两线之间的空间,作为一个在看和说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作为一个不停地在词和物之间穿行的箭而行动,并发动它们之间的战争。力线在“两点的任何关系中”都会产生、并且穿越了机制中的每一个区域。在社会机制方面,福柯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两个研究成果。第一是拒斥普遍性,普遍性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倒是普遍性需要解释。第二个后果是取向变化,这个取向使人们的兴趣远离了永恒而转向新的东西,而新并不意味着时尚,它意味着从社会机制中出现的可变创造性。
福柯发现了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线。主体化之线是一个过程,鉴于机制允许它成型,或使它变得可能,它就务必形成。它是一个逃离线,它逃离了先前的线,也逃离了自身。自我既非知识,亦非权力,它是一个个人化过程,这个过程同群体、同民众有关,同时,它也从作为知识的建构形式的权力关系中被剪除:一种剩余价值。所有社会机制是否都包含这些,尚不能肯定。福柯将雅典城指定为创造主体化的第一个地方,正是这个城市才创造了力线,这个力线贯穿了自由人的竞争。就这个自由人能够命令他人的线而言,有一个十分不同的线与它分叉了,这个线即是,一个命令自由人的人被看作是他自己的控制者,正是这些非强制性的自我控制规则才构成了主体化,而且这是自律的,即使它被不断地要求激发新的权力。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些主体化之线是否构成某种社会机制的极端边界线,想知道在为“断裂线”作准备的意义上,它们能否勾勒出一个机制向另一个机制的运动。主体化之线同其他线一样没有普遍的形式。对主体化进程的多样性进行研究似乎是福柯留给那些追随者的基本任务之一。
另外,福柯尤其强调其系谱学的研究,他极力推崇尼采的发现。
福柯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并不断超越流行思潮,与他的后现代立场是分不开的,这使他承受着新的时代所赋予的艰巨任务。不能不说福柯的对社会机制的论述还带有明显的思辩哲学的痕迹,这是他的不成功之处。但是,福柯的对社会机制的线性论述却在不意中揭示了自觉主体程序的存在状态和方式。他的已经接近了信息思想的核心问题。福柯最激动人心的思想是他对”人已死亡”的论述,这个结果得自于他企图对近代思想的超越。这个结论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人类主体已经面临得以质跃的关键时期。
福柯的思想是人类文明意识形态从中级进入高级的关键环节,他对人类社会的更进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3)让—弗郎索瓦·利奥塔(1924—1998年)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的主要著作有《现象学》、《后现代状况》、《政治性文字》。
与德里达和福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