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意识形态的确立

在自觉主体程序的不断内化作用下，本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终结了发展的近代哲学，又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解构和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挞伐。这样，以近代哲学为主体的经典文明意识形态便彻底走向了尽头。但是，新的时代所失去的仅仅是哲学的形式外衣，而寓涵人类丰富精神要义的哲学精神内容却不能失去，否则，人类的精神思想将会形成真空，而最终形成如后现代理论家所说的状态——导致意义的消失。于是，应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出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信息学为主体的新文明意识形态便得以最终确立。就方法性而言，无论国家、民族或是社会区域都有其适用性范围。在古代，西方国家曾经有过整体主义的辩证思想，但只昙花一现，并不占据主体地位。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人类社会，唯有相互紧密配合，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因而古代社会正是适合于整体主义思想的社会。但西方民族天然不具备这种气质，他们始终没有形成整体主义的传统，因此，处于古代社会时期的他们始终不能超越自己而最终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具有整体主义传统的东方。但正是由于方法的适用性范围，西方萌生于古代的分析思维在近代得到了适用性的发展，这使得他们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物质张力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超越了东方。与此同时，由于对分析思维的不适应和无法运用，东方社会甚至不能够自然催生出一个近代社会来，他们在近代时期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西方国家的分析方法只能适用于近代，而信息学的方法是系统的，因而整体主义的传统最适合于它的生存与发展，这对以分析方法为传统的西方来说显得尤为不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由于分析思维的最基础运作使得他们成功地在知识方式上发现了信息理论，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并不肯认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他们引以为荣的分析思维，而且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连带分析思维的西方主体的中心地位，他们宁可相信后现代思潮只是对西方近代理论的一种新的整合。于是，有了结构主义对近代理论的解构，有了后现代主义对近代理论的批判，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企图对近代社会的整合和批判而进行的。尽管有的后现代理论家也坦然承认了一个后现代时期的来临，但并没有对这个时期的特征进行形态性的刻划，而只是对此作了一些悲观的简单虚构。这正是分析思维的局限性。

但自觉的主体程序毕竟是要不断内化的，他最终要变革以近代分析思维为特征的仅处在中级阶段的经典文明意识形态，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具有整体主义传统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身上。中国具有5000年生生不息的整体主义传统，而在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思想的引领下，整体主义思想也发展到了至善至美的程度。由中国的整体主义完成对以系统方法为主要特征的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中国本身不具备自然催生的近代分析意识形态，因而，不需要类似于西方的一个后现代反叛过程，这有利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解放；其次，在基本的理论架构上，系统的方法与整体主义具有一致性，系统的信息理论对整体主义的继承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最后，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开始以举国之力搞信息化建设。

当然，整体主义与系统的方法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整体主义是适合于古代的落后的意识方式，而系统却是产生于当代的新型意识形态方法，它们之间具有层面上的巨大差异。但这只是在思维的量度上的不同，整体主义并不产生制约的反作用；而在方向性上，它们是重叠的，中国的雄厚的整体主义基础具备了确立系统的信息理论的温床。另外，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近代分析思维的洗礼，他们在思想的发展水平上也明显落后于西方，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更能象18世纪落后的德国反而超越了整个当时的西方其它国家而最终确立了近代中级文明意识形态一样，也更有可能最终确立新文明意识形态。

人类自觉主体程序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向了历史的前沿，这意味着中国将要完成对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确立实质上意味着近代的哲学理论已经被当代的信息学理论所取代，人类的意识形态从此进入了信息学时代。

一  信息学的定位

由于主体程序的不断内化，哲学在结构主义的解构和后现代主义挞伐下，已经被逐渐消解，作为与近代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哲学外衣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信息学从开始走向确立阶段时，却被定位于信息哲学，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作用不了解所致。不过，从信息哲学的论述来看，他们的理论与信息学的要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传统哲学也采取了拒斥的态度，而在发展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信息哲学的兴起仍然被认为是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确立的开始。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群（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信息越来越深远地涉入诸多理论和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已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导致了科学技术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向。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社会。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20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其结果最终导致了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哲学的这个现状恰恰说明了哲学的过时性，而信息哲学的倡导着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企图在用新生的信息理论挽救哲学。于是，“赛伯哲学”、“计算机哲学”、“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等纷纷出笼，种类繁多、不一类足。这主要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强力辐射和部分人急于对以信息为核心的元理论创建所造成的。相比而言，“信息哲学”提出似乎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并为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使它更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并列，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也就是说，尽管它仍然被冠之以哲学的过时称号，但它的理念更接近于信息学。但信息学仍然不同于信息哲学，这主要体现在信息学是一门去哲学、去元理论的高级文明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形式。

信息是一个比任何所谓的基础知识都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最基础概念，其基础性甚至使其失去了本质。正如维纳所言：“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是相对于人的感知的，它由知觉传递和感觉，由记忆储存，因此，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当人们在研究信息理论而面对这样一个概念时，应该明白这本身就是一个再本质不过的问题了，我们如何再作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更深层的哲学元思考？近代社会已经将哲学作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将哲学消解于无形，难道我们还回归到近代哲学的宏大叙事的霸权话语中?信息学是超越于哲学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意识形态对哲学革命的新的存在形态，只有去掉哲学的外衣，信息学才能健康地发展。

信息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目前它经过了狭义信息学、信息哲学、广义信息学三个阶段。

1、狭义信息学。狭义信息学是信息学的初始形态。20世纪40年代，以申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它是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伟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申农信息论的工作仅局限在技术界。正如申农自己曾指出的：“信息论（狭义的）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问题的。它们未必切合像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申农的信息论只考虑信息的形式与“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范围；只涉及统计信息与信息传递，不考虑信息的含义与价值；不分析模糊现象与非统计信息；未揭示更广泛更重要的其它信息过程的原理和规律。申农的信息论还只是狭义的信息论。

维纳却超越了狭义信息论的技术界域，提出了著名的经典命题“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不懂得它，就不懂得唯物主义”。第一次将信息论提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维纳的定义给世界图景作了这样的描绘:物质描述了世界的实在性；能量描述了世界的运动性；信息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反映性特性。这个定义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信息与物质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就又一次触及到了形而上学问题。但维纳仅此而已，并没有进一步解决更多的问题，着使他的理论仍然处于狭义信息学阶段。19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首先应用了“信息科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信息理论又包括了信息技术。目前世界上有三种自称“信息科学”的体系：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计算机信息科学”；以文献处理自动化为代表的“图书馆信息科学”和以申农通讯信号计量理论为核心的“全信息信息科学”。三者的共同特征是：仅研究特定领域中的某些信息，对其它领域中的信息不予充分的关注与考虑。这样，虽然提出了信息科学的概念，但并未形成一体化的信息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申农原有信息论的基础上，美国哈佛大学的雷斯尼科夫（L．H。Resnikoff）、缅因州立大学的德夫林（K。Devlin）和我国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都先后创建了自己的信息科学理论，分别在模糊信息、概率与非概率信息、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广义信息论。这一时期，除了信息理论外，信息技术也有了进步，人工智能问题被突出出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部门信息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关涉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前沿问题。其中较有影响的部门学科是：化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还有物理信息学、经济信息学人类信息学等等。据统计大概已有50余种部门信息学。

上述的理论和技术工作已冲破了传统信息论的框架与局限，这就使信息问题的研究更加普遍化、复杂化。有人基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二分性，提出了主观信息与客观信息，低级信息与高级信息的概念。语义信息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就自称是信息论学家，十分关注语义信息的问题，试图把申农的信息论引向人类领域。人工智能的提出淡化了物理、生理和心理的界限，为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启动了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式。可以说，这一阶段，由于信息科学的发展，老问题未解决，但对信息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反思更加开阔了。

信息学的未雨绸缪是这一阶段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显著特征，人类在从各个角度汇聚信息学最终确立的材料和认识成果。随着信息理论研究的分化，在上述部门信息学的基础上，人们又开始思考这些不同的部门将来是否有可能趋同于一个大的学科，服从于一些共同的规律．即是否能够创生一般信息论的问题。美国普体斯顿大学的马克卢普预言，这样的信息学终将到来，但不是现在。英国的斯托尼尔也认为，需要构建一个所谓一般信息论的框架。看来，只有走交叉联合研究的道路，各个学科之间的逻辑和语义关系才会清晰。

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20世纪8O年代以后，在应用技术领域又诞生了赛伯空间（cyberspac）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新类型。赛伯空间又称为网络空间，它是一个依靠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支持的数字化信息的世界。这个数字化信息被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赛伯空间具有自主性：它具有人造的、客观的技术规范；具有独特的技术发展规律；具有不确定的未来。赛伯空间有独特的演化（进化）过程。赛伯空间的主要织体是因特网。从阿帕网——万维网，到现在演变成为人类可以在其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或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的“虚拟”家园。虚拟现实又译为虚拟世界，它是通过计算机软硬件和传感器的支持，对五官接收到在真实情境中才能接收到的信息，第一次以人身与机器的“对话”直接为人营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幻觉世界，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人又难以或不能察觉到它与真实世界的区别。虚拟现实有虚构和对真实世界的模拟等两种方式。赛伯空间、虚拟现实的出现，给意识形态提出了若干意义深远的问题。赛伯空间充分体现了信息技术的能动性，它构造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环境。它能以“电子化”语言的方式快捷滴呈现人类思想，依靠电子文本在信息世界的高速公路上强化了人类意识的力量，同时也构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而虚拟现实则不可避免地关涉到认识论问题，虚拟现实本身就是客观思想的世界，是人的智力创造性的结果。通过虚拟技术，甚至还能认识原先从未认识到的新现象。如“洛伦兹吸引子”，等等。虚拟性带来了人的创造能力的巨大发展，激发了人的潜能的全面开掘，人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显然， 赛伯空间和虚拟现实是人类主体所面临的另一种现实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赛伯空间和虚拟现实有可能是在我在质跃为朕在后，成为未来社会主体的真实现实。这是近代主体所不曾遇到的新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是信息学所必须面对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信息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这样，信息学已经到了超出单纯的信息技术的意识形态领域了，于是，信息学发展到了所谓的信息哲学时期。

2、信息哲学。当代信息哲学是由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20世纪90年代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这其中，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所组织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的“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所有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题为了《计算机伦理学》、《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的专刊。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初始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其《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不过，此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

确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1996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弗洛里迪便提出“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不久前，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又发表了他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其基本论点是：信息哲学代表了一个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原创性的方法论；能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这是哲学界第一篇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纲领性文章。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因为信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便有了一面旗帜。着篇论文标志着信息哲学的正式诞生，弗洛里迪因此成为了信息哲学的创始人。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棗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

据国内外信息哲学的研究看，信息哲学倡导者的研究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上：建立统一的信息理论（主要分析、解释和评价信息的本质及信息环境所引发的系统问题）；研究确立信息哲学的方法（在统一信息理论的基础上，信息哲学希望能确立基于计算技术的方法和工具，用以解释和解决信息社会中所产生的新的哲学问题）；体系化（信息哲学将为其包括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等在内的各个分支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信息哲学的上述目标和内容基本上与信息学的发展是一致的，这表明信息哲学在发展的全方位上与信息学基本重叠。因此，我们认为信息哲学应该视为信息学最终确立的开始。

信息哲学的上述现状，表明了信息学发展已经着手寻求统一的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学发展的理想趋势和必然趋势。但信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企图却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不太利好的趋势，因为哲学宏大叙事的压迫性话语的危害性是已经被证明的问题。信息哲学的重蹈覆辙是不可取的。

3、广义信息学。为了克服狭义信息学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起就陆续有一些学者开始了广义信息学的研究。

广义信息学是迄今为止发展相对比较完备的信息学理论，它在去哲学化和统一的信息理论基础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以信息学为代表的新文明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新文明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

正如近代古典哲学的确立意味着近代中级文明意识形态的确立一样，新文明意识形态同样需要统一信息学的确立才能获得最终确立。然而，从上述信息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统一的信息学理论尚未产生。这主要是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没有找到解释人的自我和知识方式的切入点，表现了对主体认识机理解读的无能；没有把握信息学的主要规则体系，难以构筑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对信息学方法论的明确认识，因而不能概述信息学的方法特征。由于信息学的这几个缺陷，统一的信息学理论就难以形成。但事实上，经过上述发展和材料的集聚，信息学已经具备了形成统一的信息学理论的条件，只不过没有把握住而已。笔者认为，《在之演化》（原名《终结》）一书具备了统一信息学理论的所有特征，它的即将出版意味着新文明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

《在之演化》的信息本原论具有统一信息学的理论基础。信息本原论克服了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变种的缺陷和片面性，它以作为虚在的信息为世界的本原。信息本原论认为：物质是信息集合体。这一规定彻底消解了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实物分析基础，而将意识形态发展到了非实物阶段，从而彻底颠覆了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基础；同时由于信息具有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超然属性，使其成为了宇宙所有事物的最基础存在。这样，信息本原论就具有了统一的理论基础，而质跃为更高级的新文明意识形态。

《在之演化》用信息理论合理地解读了主体。 该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我，他包括本我和自我两种方式。我是主体的软存在方式。“本我”是初级生命体神经系统和高等动物的大脑的属性——感觉和意识，神经系统和大脑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因此“本我”的实质仍是信息的复合。但不同于非生命体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信息的简单复合，而是由于宇宙的进化作用，它的信息有机组合成了指令形成了程序，正是由于这种程序它才有了感觉和意识。而高等动物的大脑还能使程序具有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功能。“自我”是人脑的一种属性，它同样是信息的复合，但“自我”优胜于动物大脑的地方在于——他会作离开具体事物的抽象沉思，也就是说，它的程序具有抽象的分析和判断功能。由于进化，“自我”还会内化成“本朕”，但作为物质的普遍属性，它只能是信息的复合。信息具有反映物质广延性、时间性等一切属性的功能，因而它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这样一来，《在之演化》就把主体解释为生命的指令程序，从而切入了信息学的观点，但该书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它认为生命的指令程序，从一开始就是主体的，否则，他无法运行程序，这一点使其大大超过了现阶段的计算机。概念和人的意向浓缩了大量现有计算机所能处理的基本信息量，表面上，生命的指令程序在运行速度上低于计算机，但其所能处理的信息量大胆超越了现有计算机所可能达到的能力，而正因如此，生命的指令程序方显其主体性。生命的指令程序之所以是主体的，根源于他的无奈，为了生存，他只能从自然的演化中形成并在自然的演化中造就自己的主体性。但无论如何，生命的实质仍然是程序化的，其主体性不过是一种功能性极强的特殊程序而已。主体程序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用信息解读主体的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在之演化》又发现了主体的内化规律。它认为，由于主体程序的不断内化，在生命我的发展历程中，主体程序展现了自主程序、主动程序、自为程序、自觉程序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主体程序的初级阶段，后两个阶段属于主体程序的高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程序被逐渐复杂化，同时，正是由于复杂化程度的不同，而造成了不同层面生命体的心理活动的层级化，而人类的自我和知识方式恰恰处在层级的最高层。但无论如何，人类的认识仍然处在主体程序的范畴之中。这样，信息学就最终解读了人类本身，从而攻克了统一信息学的最后难关。

《在之演化》形成了完备的规则体系。该书的基础规则是宇宙的正向演化规则，而主导规则是主体程序的内化规律。这两大规则暗合了事物发展的本来，因而，具有强大的汲纳功能，它在汲取了一切有用的成份以后，又彰显了许多局域规则，如:近代中级文明意识形态确立时期，就体现在古典哲学中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变量变、否定之否定规则；发韧于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规则，等等。所有这些规则都体现了在宇宙正向演化基础上的主体程序内化的丰富多样性，而这种丰富性并不杂乱无章，而是体现了在宇宙的正向演化规则和主体程序的内化规律引领下的层次分明和张弛有序性。《宇宙演化和主体质跃》的整体架构因此而趋于完备，并体现了信息学的成熟特点来。

《在之演化》具有明显的方法论特征。《在之演化》认为，我们不能以现时代的方法和视域去审视过去和未来，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方法论特征。在自觉的主体程序阶段，思维方法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响应时代的生产方式、知识方式、技术方式、意识形态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类一系列方方面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而导致这种根本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主体思维方法的不同所致。由于主体程序的不断内化，信息时代的思维方法变革了近代社会的分析方法，从而具备了典型的系统方法特征。这种变革是对分析方法主体地位的变革，因此，这并不是说系统方法全盘否定了其它所有的方法，而是在系统方法的主导下对其它方法的兼收并蓄、合理运用，这使得系统的方法形成了以系统方法为主导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高效，它会迅速地推动信息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述理论的一体填补了信息学发展的不足，这意味着信息学发展到了成熟的稳定状态。标志着人类社会最后一个时代的新文明意识形态最终得以确立。

   《在之演化》以后，高级文明意识形态还需要一段完善性的发展，才能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新文明意识形态不可能再有一个类似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坛的对经典文明意识形态的终结版。原因在于，《在之演化》在承担着在确立新文明意识形态的同时，本身就在照写人类的终结史，这种终结不仅彻底涤荡哲学（经典文明意识形态）的残余，而且要照写生命主宰世界的终结史。因此，《在之演化》不仅确立了新文明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人类思想史的终结版。